冻梨网饶曙光(电影理论家):我亲历的“娱乐片”讨论与争论(四)

饶曙光(电影理论家):我亲历的“娱乐片”讨论与争论(四)

饶曙光(电影理论家):我亲历的“娱乐片”讨论与争论(四)

80年代“娱乐片”讨论的前因后果——我所亲历的“娱乐片”讨论与争论

四、娱乐片的“失重”与“主旋律”的提出

1、娱乐片的“失重”

在电影理论批评的推动下,娱乐片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态势:1987年,北影厂拍摄了《金镖黄天霸》、《翡翠麻将》,西影拍摄了《最后的疯狂》、《黄河大侠》、《让世界充满爱》、《东陵大盗》,上影厂拍摄了《少爷的磨难》,峨影有《京都球侠》等。1988年,更有《银蛇谋杀案》、《疯狂的代价》、《杀手情》、《顽主》、《暂缓逮捕》、《摇滚青年》、《爱滋病患者》、《笑出来的眼泪》、《OK,大肚罗汉》、《他选择谋杀》、《疯狂歌女》、《花街皇后》、《避难》、《神凤威龙》、《大小夫人》等包括武打样式、惊险样式、歌舞样式等旨在强化娱乐功能的影片达80余部,占全年故事片总产量的60%以上。

与理论思潮相互动,一些当时相当活跃的导演也尝试着努力去拍类型电影,如滕文骥拍了《大明星》、《飓风行动》,黄蜀芹拍了《超国界行动》,张子恩拍了《神鞭》,吴贻弓拍了《少爷的磨难》,周晓文拍了《最后的疯狂》和《疯狂的代价》,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也拍了《代号美洲豹》,田壮壮拍了《摇滚青年》、张军钊拍了《孤独的谋杀者》。

吴贻弓拍摄《少爷的磨难》,是希望“通过这样一部喜剧片的艺术实践”,证明不要把对票房价值和娱乐性的追求都看成是“庸俗和低级”的。(吴贻弓:《在上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载《电影新作》1987年3期。)不过,吴贻弓却遭到了电影理论批评的尽情嘲讽:“《少爷的磨难》既非传奇,也不新奇,却好像一锅‘离奇’的杂烩。”(丁作民:《不是传奇是离奇》,载《安徽青年报》1987年11月3日。)

也有人是为影片导演吴贻弓感到惋惜乃至痛心:“……真正令我们不能容忍的,是一位卓有成绩、具有较高艺术造诣的导演对自己艺术标准的无谓降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降低和退化是在‘靠拢观众’的时髦迷彩服下、在貌似正统的自我表白和一片赞许声中进行的。”(泊汀:《磨难谁?——看影片 《少爷的磨难》有感》,载《中国青年报》1988年1月7日。)

不可否认,一些导演由艺术片改拍娱乐片,大多是“权宜之计”。有些影片甚至在票房方面也没有获得意料中的成功(如《代号美洲豹》)。张艺谋还和巩俐一起主演了《古今大战秦俑情》。多年以后,张艺谋跟程小东谈到《古今大战秦俑情》时,仍然感慨万分。“我那时完全看不起他们的那个商业电影。演完了配音都没去。我说小东啊,后来想不到我也开始拍打戏,真的是……。”其无可奈何的心情溢于言表。

2、“主旋律”的提出及其它

无论是对第五代“新潮”,还是娱乐片的崛起,电影主管部门都是有所警惕的。出于政府管理的职责所在,电影主管部门担心第五代“新潮”及其娱乐片的泛滥可能使得主旋律电影及其所承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有失落和边缘化的危险。于是,政府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强化主旋律电影的主流地位。

1987年3月,电影局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

权威专家后来专门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个艺术主张和口号的产生,总是有其社会的和客观的依据。最初提强化主旋律这一主张时,电影界乃至整个文艺界正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影响和商业化大潮的冲击。‘票房第一’的口号被认为是不可碰撞不可逾越的铁的规律。于是,中国银幕出现两个热点。一个热点是走向娱乐,出现了娱乐片大潮。有的电影理论家也为之鼓吹,提出‘娱乐原则’,而且温度越升越高,直到把娱乐片理论推向极端,抛出‘唯乐原则’,走向排斥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的以宣泄为目的的纯娱乐。

一时间,严肃作品急速萎缩,媚俗之作超速膨胀。面对商业化冲击和娱乐片大潮,另有一部分艺术家认为电影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文化品格。电影理论界又不断有人为这股文化热加温,把电影创作的文化走向也推向了极至,使之走向生活的负面,专事反映民族文化中陈腐落后的东西。正是基于此,我们才郑重而热切地提出‘突出主旋律’的创作口号,旨在呼唤我们的银幕应弘扬时代精神,表现我国正进行着的伟大的改革;旨在呼唤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应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载《人民日报》1987年)。

3、因此,虽然陈昊苏同志当时担任主管电影的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副部长,但是在1988年12月1日至7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当代电影》编辑部主持召开的“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的报道中,特别强调“陈昊苏同志也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参加了讨论”。(倪强华:《娱乐片:当前电影创作和理论研究的“热点”——记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载 《电影通讯》1989年2期 。)这其实是意味深长的,或许只有亲历过那个时代、那个事件的人能够体会其中的“玄机”。事实上,随着社会文化语境尤其是政治语境的变化,“娱乐片”概念也就无疾而终。

4、从电影理论研究自身的概念、逻辑出发,“娱乐片”概念太过于包罗万象,以至于流于空泛、空洞,因而也被很多后来更加专业的电影理论研究者弃用,在最大程度上“置换”成了类型电影的概念,同时也实现了与“国际接轨”。

饶曙光:现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影资料馆原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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