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真是亡于东林党吗?

明朝真是亡于东林党吗?

“东林党”是明朝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一支政治派别。与它对立的是“齐楚浙党”,以及后来“齐楚浙党”所依附的“阉党”。上溯源流,它的形成其实是来自一场朝廷内部为了册立皇太子而发生的激烈政见之争。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一五八六年,当时的皇帝朱翊钧宠爱郑贵妃,便想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按照明朝典章制度,皇位本由嫡长子继承,如果出现皇后无子,就应该立庶出的长子为太子,朱常洵显然不在此列。尤其中国自古崇尚“嫡长子继承制”,随意按照皇帝好恶册立太子,历来被认为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当时的礼部仪制顾宪成等力主按照制度册立太子,但是明神宗和其他的朝臣对此持反对意见,所以,册立太子的事情就被拖延下来,这一争论国本的事件在很多朝代都有,但是在明朝,却成为党争的开始。

明朝对官吏的考核有“京察”和“外察”制度。从成化年间开始,开始实行“京官考察”,一般是六年一考察,在巳、亥年进行。四品以上的官员考察后,或升或降,交由皇帝亲自进行裁决。五品以下的由主管考核的官吏确定“致仕、降调、闲住为民者有差,具册奏请”。“外察”的考核地方官吏,三年一次,每逢辰、戌、丑、未年进行。外官要专门到京城朝觐,即趁此时机进行考察。由于考核的目的最终直接关系仕途的升迁,所以,官吏们对其非常重视,为了能够应付上级的考核,他们往往结党营私,扶植同党,在考察的过程中排斥异己,打击对手,用考察掩盖内部的政治斗争。

万历二十一年又到了“癸巳京察”的时间,主持考察的是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考功郎中赵南星等。他们在顾宪成的支持下,罢黜了不少贪官污吏,因而得罪了内阁权臣和被罢黜官吏的亲朋好友。按照史书的说法,他们”秉公澄汰,无所徇私”。所以,很是得罪了一批朝廷里的官员,使得以王锡爵为首的阁臣们以及追随者“皆不悦”。随后,王锡爵以“吏部专权结党”为由向皇帝告了一状,明神宗便下令将孙鑨“罚俸”,赵南星降三级,“调外任用”。如果这件事到此为止,则明神宗也会继续平衡两派,不再纠缠下去。没想到,左都御史李世达、吏部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等不服,连续为赵南星鸣冤叫屈,并且攻击王锡爵。明神宗看到眼里,更加认定他们真的在搞“团团伙伙”,所以,大怒,直接将孙鑨罢官,赵南星“削籍”,干脆永不叙用。陈泰来、于孔兼“皆降调”。不久之后,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会推阁臣不称旨意,也跟着被罢官。

顾宪成既然被罢官,便回到故乡无锡,与弟弟顾允成倡议开始修复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创建于宋代政和元年,是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程颢曾经讲学的地方。顾宪成重修书院后,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开始在里面讲学。他们虽然名义是讲学,但是实际主要的目的还是议论朝政,并且与朝中政治看法相同的官员互通声气,所谓“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对于朝廷中的国事决策有一定影响的政治势力,这样一来,这种类似政治沙龙的松散组织,便被时人认定为一股政治力量,所以称之为“东林党”。

与此同时,以沈一贯的追随者为基础的“齐楚浙党”也逐步扩大形成。齐、楚、浙三党是按照官员籍贯形成的集团。齐有亓诗教、周永春、韩浚等;楚有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等;浙有沈一贯、姚宗文、刘廷元等。

两派斗争空前激烈,互不相让,他们在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开放言路,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矿监税使的掠夺等方面看法严重分歧,成为明朝末期最为激烈的党争。

万历末期以及天启初年,皇宫内部发生三个案件。分别是“梃击案”,“红丸案”,还有“移宫案”。“梃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当时有一名叫“张差”的中年男子手执木棍闯入慈庆宫打伤内侍,后来将其拿获后,调查发现该男子与郑贵妃宫中太监有牵连,故而被“东林党人”认定为企图谋害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常洛。而调查者,拥戴郑贵妃儿子,依附福王派系的“浙党”御史刘廷元拿出的审讯报告,却将张差“梃击”太子宫的事件与拥戴福王的事情作了明确切割。这一撇清的动作,不仅让持中立态度的官员产生疑虑,更加让“东林党”人认定为后宫干政的具体证据。本来明神宗就不想立朱常洛为皇帝,现在又出现这种“梃击”太子的行为,使得皇宫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充满了疑忌。明神宗看到内部分裂无法弥合,一改多年不见群臣的做法,公开带着皇太子朱常洛与群臣进行了一场会见。他谴责了群臣“离间”父子的关系的做法,随后太子以“疯癫之人宜速决,毋株连”,匆匆将张差处死,这场内部的纷争才告结束。

明神宗去世后,太子朱常洛登基,但是已经病入膏亡的状态。这时,鸿胪寺丞李可灼给皇帝献上了“红丸”治病,没想到,第二天就暴亡。接着发现内侍崔文升在朱常洛服用“红丸”前,曾经服用过他所进献的泻药,这又涉及到了郑贵妃,因为崔曾经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其后,明光宗朱常洛的妃子李选侍为了挟持幼帝,不肯从乾清宫迁至哕鸾宫,是为“移宫案”。这几次宫廷内部的重大案件,东林党人以维护皇权的面目出现,公开抨击危害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目的在于坚决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预朝政,朝廷内部的党争更加激烈。

同时,明朝政府为了弥补空虚的国库,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朝廷派出大量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赴各地,这些宦官嚣张跋扈,搜刮百姓无度,如狼似虎,与强盗无异。“东林党”人对于这种肥了皇帝,阔了宦官,苦了百姓的做法,严厉反对,多次与“阉党”进行抗争,结果导致很多东林党人削职罢官,逮捕问罪,甚至被迫自杀。

到了明熹宗天启年间,“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更趋激烈。当时很多非东林党投靠了“阉党”,而“阉党”也在魏忠贤的操控下,更加壮大,他们严厉打击“东林党”,毁书院,建立黑名单,所谓有《东林点将录》一百零八名,《东林同志录》三百十九人,《盗柄东林伙》三百九十三人。并且向各省颁布“东林党”人榜,凡是榜上有名的,活着的要削籍,死去的要夺官,许多人因此被迫害。明思宗崇祯登基后,开始惩治魏忠贤以及“阉党”,恢复了“东林党”人的名誉。不过,崇祯帝个性疑神疑鬼,而残余的“东林党”人反而因为门户之见更为加深,朝廷党争不让前朝。就在风云飘摇之间,李自成的农民军开始兴起,十多年后,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大明朝就在这争争吵吵中,也走入了历史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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