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梨网3分钟了解中国古代快递发展史

3分钟了解中国古代快递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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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邮政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其实也有传递文书的制度,当时称作“邮驿”。所谓“邮驿”,按照许慎的《说文解字》来解释:“邮”指“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因此“邮”特指古代边陲之地传递文书的机构。所谓“驿”,则是“置骑也”。即古代传递官方文书的马、车。

从周秦以来,“邮驿”在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称呼。周代时称作“传”或“驲”,春秋战国时期,称之为“遽”、“邮”、“置”。秦朝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后,称作“邮”。到了汉代,又被称“驿”。魏晋时期“邮”、“驿”并称。唐时则把“驿”叫做“馆”。宋代的时候,出现了新的名称“急递铺”。元时为“站赤”之称。明代恢复汉制,将元朝时的“站赤”统称为“驿”。清朝建立后,将“邮”、“驿”合二为一。现在习惯上把我国的古代邮政,简称为“邮驿”,或称作“驿站”和“邮传”。

“邮驿”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据古籍《古今注》记载,尧曾经“设诽谤之木”,这种木制品,外形与后来的华表相似,既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又可以作为路标。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在柱头之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在各路的交通口都有设置。这应该是中国文字记载向上表达意见的最早方式,也可以认为是上古时代,原始形式的上书通信方法。当然,这样的通信手段与后来的真正的“邮驿”有很大区别,中国“邮驿”制度开始应该出现在商时,当时的边境地带,如果出现敌情,就要及时报告中央政府,而这样的边报则说明“邮驿”已经有一定的制度。

西周建立后,奴隶社会正处在鼎盛时期,中国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种制度开始完善,“邮驿”制度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周礼》记载,当时的国家大道沿途,每隔十里设置“庐”,“庐”备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处,称之为“委”,五十里设置“市”,“市”有候馆,接待来往信使宾客。有一些讲究的馆、市,是为了来往的各地高级信使准备的。这些馆、市,设备考究,有楼厅、有浴室,可以在这里充分的休息,解除旅途的劳累。

秦汉,天下一统,“邮驿”制度进一步发展。尤其两汉时期,在通衢大道,每隔三十里设置一“邮”,主要供官使往来之用。驿马、传马、马夫、以及住宿饮食都由县治提供。官员出行,须持有封传,作为调用驿站的车、马、夫役的凭证,写明道里、日期等。至于邮亭,则是主要提供递送官方文书的工作人员和旅客歇息的馆舍。汉代的乡、亭的区划和官职都依照秦朝旧制,大致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亭之间,又每五里设置一邮。《汉书》的颜师古注,解释邮亭的作用,称之为“邮行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

南北朝,战乱频仍,“邮驿”制度有所废弛,到了隋唐后,政权统一,中央集权加强,帝国的政治中心发出的命令,需要及时下达地方,而地方的信息也要及时报告中央,“邮驿”制度开始发展迅速。唐朝建立后,在首都长安设置有专门亭驿,以这个亭驿为中心,有国道直通全国各地,虽然制度依旧与汉代时相同,也是三十里为一驿,但是规模比汉朝时更大。唐朝专门在南方一部分水路上设置“水驿”,有的地方则水陆两种驿站都要设立。全国设立水陆驿站共达一千五百八十七个,总属中央兵部尚书隶下的“驾部郎中”管辖。

唐朝的每个驿站都设置“驿长”,人选一般是当地州里的富豪人家担任。安史之乱后,民间经济困难,难以胜任,开始改由官方管理。当时的驿站都专门配有“驿田”,种植驿马所需要的粮草。驿站除了设置供应饮食的厅堂外,有时候也设置有茶酒库,食宿非常方便。大道上不仅有官方的驿站,同时还有很多民间所开设的客店。譬如,唐朝开元年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沿路各种餐馆茶馆林立,酒馔丰富,每个店里都有驴出租,供旅客乘坐,倏忽数十里,称之为“驿驴”。这与现在的“租车”行业相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盛唐之世驿路交通的发达,可见一斑。

宋代建立后,其实一直没有统一全国,领土狭小,驿站规模与盛唐时期相比,差距非常大。不过由于当时战争频繁,出现了“急递铺”,用在军事上。“急递铺”,站站连接,昼夜驰驱,每天可以达到四五百里,其凭据便是金字牌。后来岳飞被秦桧构陷,奉诏班师,一天之内有十二道金牌,便是“急递铺”所送的。

元朝统一全国,其疆域的广阔远超宋代,同时,战事颇多,中央政府非常需要及时获得边疆军情,而边疆也急需得到来自中央的指示,所以,“邮驿”制度非常发达。当时的“邮驿”被称之为“站赤”,所谓“站赤”其实蒙古语对于“驿站”的称呼,故而后世一直沿用“站赤”来称元代的“邮驿”。

元代的“站赤”,在陆地上,使用马、牛、驴、车,甚至在辽东地区,还使用狗。在水路的“站赤”则使用船,四方往来的使者,休息有馆舍,饥渴的时候有饮食。除了“站赤”,当时的元朝政府,还保留宋代的“急递铺”,用来传递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文件。“急递铺”相互之间的距离较“站赤”为近,大约相隔十里、十五里、二十里不等。每铺设铺丁五人,每十铺设置一个邮长,专门监督所辖人员。所递交的文件,由本县的县官用绢袋封口标记,以牌书号。

如果遇到边关紧急的公事,则用盒子封口上锁。文件一到,铺兵便以软绢包裹,再用油绢卷好,避免受潮,夹版束缚,立即动身。铺兵都要腰中系草带,悬铃、持枪、挟雨衣,晚上还要手持火炬。如果碰到狭窄的道路,乘车步行的路人听到铃声,都要及时避让在道路一旁。下一铺的铺兵,一旦听到铃声,应当立即出去接应,并检验有无开拆,折皱、磨损或者淋湿的情况,立即启程,昼夜星驰,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交割,才算完成工作。如果稍有怠慢,上级主管就要对初犯的笞责,再犯罚俸,三次违反,便要处斩。其效率之高,制度之严,可见一斑。

据统计,元朝在全国一共设立了一千二百多处驿站,共有四万五千匹驿马,在东北哈尔滨地区则有狗站十五处,供应驿狗三千只。南方一些水运发达的地区,主要是水驿运输,有水驿四百二十处,驿船有六千多艘。如此庞大的驿站和驿马、驿船,构成了元朝在全国一个很大的驿路交通网。

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建立起明朝,他在称帝二十多天后,就立即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驿站。

第二年他又将颁布诏令,将元朝的“站”一律改成“驿”。接着朱元璋开始大力建设边疆地区的“邮驿”设施。本来中国西南边疆,多因山高林密,与中原地区联系并不紧密,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宽敞的驿道直达云贵边疆,沟通了中原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

明朝不仅在西南,还在北方边疆开辟了很多驿道,设置了驿站。从最东的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先后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号称“九边”。沿途八千公里,都设置了驿所,互通消息。明成祖朱棣又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设置了“奴儿干都司”,建立了四十五处驿站,有效的管理这一地区的行政事务。

明朝对于元朝时一度滥“邮驿”资源非常警惕,朱元璋明确要求,“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意思是只要不属于军国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邮递设施。不过,虽然不许民间滥用邮驿资源,但是管不住内部滥用。

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败,正德年间,发生了多起太监跑到各地的驿站勒索驿银、捆打驿官的事件。司礼太监刘允借奉命去西藏迎接活佛之机,在沿途水驿大肆挥霍。在成都驿,日支驿粮百石,蔬菜银一百两,在这里准备的入藏物质,竟然高达十三万两白银。正德皇帝下江南游玩,所费更是巨大,他甚至命令沿途驿站准备美女,以备自己随时寻欢作乐。这一次的游玩,水陆驿站所征调的民夫竟然达数十万,严重的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增加了百姓负担。

清朝建立后,“邮驿”的管理,统归于中央兵部,专门设置“车驾司”,任命官员七人,主管全国驿道驿站。同时又在皇宫的东华门附近设置两个专门机构,由满汉两个大臣会同管理京师和各地驿站事务的联系。

据记载,清朝的通信的时限达到了中国历史最高速度。从前,一昼夜最多跑四百里、五百里,清朝的马递传送公文,最快可以达到一昼夜六百至八百里。康熙年间,朝廷平定吴三桂三藩叛乱,从大西南到京师送军事情报,路程达五千余里,快马通信只需九天即可到达。与此同时,康熙派施琅收复台湾,从福建报捷到京师,路程五千多里,也是九天之内消息便传到了北京。

晚晴,西方现代邮政制度传入国内,“邮驿”制度更趋衰落,冯桂芬批评传统邮驿,“国家以有限之帑项,既饱县官私囊,复递无足轻重之例信,亦何贵此驿站为乎?”他认为,应当下决心取消驿站,该设新式的邮政,既利于官,又便于民,不仅可以省去国家每年三百万的开支,而且可借助邮政收入数百万之盈余。一时间很多改良学者官员纷纷支持。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终于在一八九六年开始办新式邮政,驿站逐渐被替代。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终于宣布将驿站全部撤销,至此,中国古代“邮驿”制度彻底走入了历史,而新式的邮政正式走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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