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梨网是什么导致隋朝的灭亡,唐朝后来也是栽在了这里

是什么导致隋朝的灭亡,唐朝后来也是栽在了这里

是什么导致隋朝的灭亡,唐朝后来也是栽在了这里

隋朝的建立终结了中国二百来年的国家分裂,重新归于统一。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譬如废除北周时期的设置的“六官”,改设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机构。同时取消州刺史任命僚属的权力,地方官吏全部由中央任命。但是再好的改革必须要由官员来执行,所以,官员的选用就变得异常重要。隋文帝选用官员基本上有两条重要的标准:一,政治上必须忠诚可靠。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定力”。二,则是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对于儒家学者所提倡的政治道德方面的要求,隋文帝基本上很少考虑。结果便是,一些道德上有瑕疵却“紧跟中央”且有工作能力的官员一旦手握大权,就显露出贪婪的本性。郑译是隋朝的开国元勋,对于隋文帝登上皇帝宝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他却是个大贪污犯。《隋书·郑译传》中评价郑译:“性粗疏,溺于财货,富商大贾朝夕盈门”。

除了开国大臣郑译是大贪污犯,隋文帝最信任的军事家,权臣杨素也是一个贪财好利之徒。《隋书·杨素传》中写道:“负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大意是:杨素贪图钱财,营求产业,东西二京,住宅华丽奢侈,早上拆掉,晚上再盖,营建改造不停歇。又在各地大都名城,旅店、水碓、出租的田产住宅数以千计。李世民说杨素“杨素欺主罔上,贼害良民,使父子道灭,逆乱之源,自此开矣。”其中固然有替隋朝皇帝开脱的地方,但是其“贼害良民”,造成下级官员争相效仿其腐化生活,导致官场奢靡,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在杨素帮助隋炀帝夺得帝位后,隋朝官场腐化更加严重。隋炀帝搜刮天下“水陆奇珍”,不恤民力,征发役工数十万为其修建宫苑,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隋炀帝最宠幸的大臣宇文述,“性贪鄙,知人有珍异之物,必求取之。”利用手中特权,与富商巨贾眉来眼去,很多“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

中央的高级官员既然如此,那么地方官吏自然也不甘落后。在如此污秽的政治环境中,从前的一些官员也“颇改旧节,受纳货秽”。在上到皇帝,下到长吏的贪污腐化的合力“推动”下,民间越来无法忍受隋朝的暴政,开始起义。隋王朝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太原留守李渊起兵造了大隋朝的反,建立了唐朝。用现在的话,便是吃大隋朝的饭,最后还真硬生生砸了大隋朝的锅!

因为隋朝灭亡殷鉴不远,唐朝早期的君主较为重视官员的腐化,同时,唐太宗对于官员的选拨,除了才能外,更加注重其德行。《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对于“择官”,有自己的看法:“比见吏部择人,唯取其言辞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在太宗大力整顿吏治下,唐朝政治一度较为清明,贪污腐化也颇为克制和收敛。但是,随着太宗的去世,唐朝的吏治逐渐不彰,尤其是武则天时期,贪污腐败始终是相当突出的问题。公元六八四年,也就是武则天光宅元年,广州竟然发生这样一件事。当时广州都督路元叡,素来昏庸,手下的官吏更是蛮横不讲道理,每次有外国商船到达,都要去敲诈勒外国商人。“胡商”自然不甘心,便向路元叡起诉,路元叡竟然取来枷锁,准备治“胡商”的罪。众“胡商”一怒之下,用袖箭直接闯到办公室,将路元叡杀死,然后又杀了他身边的十余人才退出,最后登船逃跑,追捕的人最终也未能赶上抓获。武则天看到官僚集团的腐化,便想出个主意,重用贪污酷吏进行整顿清洗贪污官吏。结果一路下来,不仅贪污之风未能遏止,反而冤案丛生,甚至连狄仁杰都差点死在狱中。

安史之乱后,唐朝从鼎盛走向衰落,节度使权力愈来愈大,皇帝手中的权力却愈来愈小,即使朝廷有整顿官场腐败之风的决心,亦无实力能够做到。贪污更加不受控制。一些地方官与节度使,不仅贪污而且公然抢劫。肃宗上元元年,平卢兵马使田神功,率兵前往江淮平定刘展的叛乱,进入扬州后,“大掠居人赀财,发屋剔茆,杀胡商波斯数千人”。到了楚州后,为了搜刮百姓藏起来的财物,竟然将“城中地穿掘略尽”,到了杭州,又劫掠了十余日。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光远,在平定了剑南东川兵马使段子璋叛乱时,攻入绵阳,纵容士兵四处抢劫,妇女手上带有金银,士兵皆”断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如此残酷暴虐的行为,最后基本上都得到了朝廷的宽赦。可想而知当时唐朝的官场的混乱与无序。

到了宋朝,因为经济建设颇有建树,官场贪污更是不胜枚举。曹彬是宋初有名的大将,曾经公然说:“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当官发财更是成为宋朝官员主流的共识。尤其是到了宋真宗时期,对于贪官污吏,一改前朝犯脏除名配诸州的规定,不仅可以放还,而且允许“叙理”,分等进用。由于朝廷的姑息纵容,贪官污吏更加有恃无恐,同时也在间接鼓励清廉的官吏去贪污,反正后果皆是宽宥。明朝时期,朱元璋惩治官吏毫不手软,甚至有“杀尽贪官”的说法。单单“空印案”和“郭恒案”就处死八万多人,反贪规模之大,可谓空前。但是在朱元璋去世,尤其英宗亲政后,明朝贪风大炽。宦官王振擅权,大肆贪污。

据焦竑的《国朝献徵录》记载:“每觐期,振不问何品官,能具礼者多至千金,少则百,悉能达,然必千金始得一醉饱而出,门昼夜不得合。”景帝时,王振被抄家,共抄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一百余面,七尺高的珊瑚树二十余株,每一株都是价值连城,其他珠宝更是不可计数。清朝时,康熙早期尚能惩治贪腐,到了后期,改用宽厚为政,结果,吏治迅速败坏,贪污横行无忌。雍正登基后,开始整顿吏治,一度贪污之风有所收敛,到了乾隆朝,不仅地方官员贪,据牟润孙先生的说法,连乾隆也在贪污,而大贪官和珅只是他的“帮凶而已”。乾隆要求地方督抚秘密缴纳罚款赎罪,然后将钱交到内务府广储司,供自己花销,但是却公开自夸如何节俭,这种“两面人”的形象颇迷惑一些人。等到嘉庆执政,即使有心收拾吏治,也难以实施,因为大清的官场已经深陷腐败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了。

贪污腐败自从出现,有大有小。大贪,因而灭国。小贪,就此丧身。虽然历代有识之士穷尽办法治理,但是始终逃不出人亡政息的循环。南宋杨万里曾经说:“驭吏之难,莫难于禁赃吏.....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祥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不可谓没有道理!金字塔般的政权形式,一旦位于权力顶端的帝王好大喜功,骄奢淫逸,自己变成最大的贪官,整个朝廷几无制约的可能,那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贪污腐败,犹如割不尽的韭菜,削掉一茬,接着又产生一茬。民心就在“前腐后继”中消磨殆尽,愤恨着等待重新洗牌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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