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梨网曹彬|“联大”私人纪事——《马芳若日记》及其作者

曹彬|“联大”私人纪事——《马芳若日记》及其作者

曹彬|“联大”私人纪事——《马芳若日记》及其作者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校纷纷内迁。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大。

马芳若作为西迁队伍中的一员,当时的身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他于事变后的9月21日离开北平,当晚抵达天津,寄宿在同学张其瑾姑母家。11月14日到南岳,四天后在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1938年2月19日,随迁徙大军启程,向昆明进发。

这次迁徙分两种走法:一为海道,转香港、安南,入昆明;一为步行入滇,由学校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大队计学生两百八十余人,分二大队,一大队下分三中队,一中队下分三小队。马芳若被编在第二大队第二中队第四分队。

马芳若沿途留有日记,以蓝黑墨水钢笔写在一册横格练习簿上,封面题“马芳若:日记”。内容按地点的转换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1937年11月18日—1937年12月23日,长沙临时大学

第二部分:1938年2月19日—4月28日,从长沙到昆明

第三部分:1938年4月29日—5月2日,昆明

第四部分:1938年5月3日—5月21日,蒙自

马芳若日记原稿封面

马芳若日记原稿第一页

其中第二部分,作者以一个普通学生视角,如实记录长途迁徙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读来使人如临现场。同类日记多有刊行,但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从资料的原始性来看,都较《马芳若日记》逊色。

如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从长沙到昆明》(1938年2月19日至4月28日),是将旅途日记稍加整理,编成小册子,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正文分成三十五个小标题,较有系统,文字规整,但失去了原汁原味。

再如余道南的《三校西迁日记》(1938年2月19日至5月4日),发表时经作者精心修改,文献价值折损。作者系临大经济系三年级学生,北大学籍。此日记的特点是对沿途经过的景点描摹十分详尽,注重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民风。卷前有1990年夏所作前言,日记后有“滇情纪略”和“结束语”,并附有一份《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旅行概况表》,可说是一部精心撰写的著作。

只有杨式德的《湘黔滇旅行日记》(1938年2月19日至5月8日)是据原稿整理而成,未加修饰,和《马芳若日记》性质最近。杨在临大读土木系二年级,清华学籍。更难得的是,杨式德和马芳若同在第二大队第二中队第四分队,一路上大部分时间同行同宿,有过多次交集。

另有临大化学系二年级学生董奋的《董奋日记》,是份残稿,存有西迁前和抵达昆明后两部分内容,但可补马芳若缺记的部分(1937年12月23日至1938年2月18日)。

上述日记诸作者,由于关注点不同,文风有别,描写各具详略,若单看某一种,则难免偏倚之憾。《马芳若日记》的发现,正可补史乘之阙,对还原这次“文化长征”的整体图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日记》的纪事止于1938年5月21日,此时文化界正掀起讨伐周作人的热潮:

晚阅报,有武汉文化界联合会通电讨伐周先生(作人),竟诬为汉奸,使我精神顿受刺激甚深。以为:①周做汉奸不可靠。②武汉所谓文化界不应这样做,表示中国人之堕落也,专好揭人阴私,污蔑陷害,借公报私。③即做汉奸,有何理论上之根据,必须讨伐。④或为真,而周真做之,则甚人之可悲观,如周先生亦不能站得住,焉论他人。人人皆靠不住矣,甚觉寂寞,做人真是麻烦透顶而又毫无意思也。

末行又云:“此册日记告完,下册开始。”如今下册已佚,内容遂无从知晓。所幸除《日记》外,马芳若联大期间的作文、论文、听课笔记,迁徙过程中的行军路线图,临时大学学生名单,以及一份五十年代的手写材料《重新做人》等,都一并留存至今。利用这些材料,或可约略钩沉出马芳若的生平经历。

鄞县马氏

1951年,马芳若写过一篇题为《重新做人》的自述,谈到自己的身世:

我是浙江鄞县人,我的曾祖是清朝一个小官僚,大概做过江苏的苏州、宝山等县的县令。我的祖父后来从事商业。我的几个叔祖后来有五个在北京的几个大学里做教授。我十岁死了父亲,十一岁死了母亲,他们都病了很久才死去的。父亲只留下了一处租给别人开碾米厂的房产给我们姊弟三人。我的命运本来也只能找一种行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叔祖们的资助,才得继续求学。等我完成了大学学业而被留作助教,我觉得我可以告慰培植我的长辈,同时对向来歧视我的伯叔和堂兄弟们才敢“分庭抗礼”了。

马芳若的曾祖马海曙(1826-1895),早年行商,后从政,先后在丹徒、元和、吴县、宝山等地任知县,官至直隶州知州(三品衔),生有九子。其中三、六、八子夭折。祖父马裕藩(1858-1929)为马海曙长子,官甘肃镇原县知县,诰授奉直大夫。

马芳若自述中提及的五个位在北京做教授的叔祖,即时有“五马”之誉的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和马廉。《日记》中记录了不少他和马氏长辈们的渊源、交往。如1938年5月20日:

上午上宋诗时,苏东坡有《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诗中有一句曰“无限芳洲生杜若”一句,乃出自楚辞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余以为余名芳若,恐出自此。余之名乃五叔祖父(季民)所题,一向不知何意,仅知排行芳字辈而已。此若出典,余甚喜欢也。

马鉴(1883-1959),字季明,马海曙第五子,时任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芳若”的名字即由马鉴所取。马芳若对这位五叔祖的事也很尽心,1937年12月17日,北大举行三十七周年纪念会,“当日下午曾晤罗、魏二师,魏由香港代五叔祖父带毛衣至蒙叔,由我挂号寄出”。“蒙叔”即马蒙,马鉴次子。

在诸位叔祖中,马芳若和四叔祖马衡(1881-1955)的关系最为亲近:

近日前方仍极不利,闻南京郊外已有战事,若再不力抗,南京旦夕将不保,四叔祖父未知近况如何,殊以为念也。(1937年12月9日)

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政府下令将文物紧急装箱,伺机西迁。第一批文物于8月14日在马衡(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监护下迁离南京,目的地是汉口。后南京沦陷,武汉已无安全保障,又不得已继续向西,经宜昌、重庆、宜宾,最后抵达四川乐山。

在贵阳,马芳若巧遇马衡旧生庄尚严,把酒畅叙,得知马衡已到重庆:

上午起床后,8时集合,团长训话,十时午餐,十二时前去洗澡,行至中华路革命日报馆附近,忽遇故宫庄尚严先生,略谈一会,知四叔祖父忽往重庆。并承约吃晚餐。他寓四海大酒店,六时至其室,即同吃晚饭,并喝真正茅台酒,味确比昨晚为好。与其谈一路经过,及别后情形,盖庄先生对我等如此长路旅行甚有兴趣也,将归,抄我故宫通讯处二地,均可转(此处涂去“马先生”三字)四叔祖父者也。并蒙赠《贵州名胜古迹概说》二册,其中一册托我转赠临大旅行团者也。据云,庄先生为北大毕业云。(1938年3月31日)

抵达昆明次日,即进城为马衡取信:

今晨起床约七时,昨晚睡尚酣,早餐后与其瑾进城,先至崇仁街46,将自美国寄交四叔祖父之信取来,预备转寄重庆。(1938年4月29日)

此外,在联大期间,马芳若和六叔祖马权之子马益(1914-2005)也有通信:

今日星期,忽大雨,致不克出去游玩,乃往图书馆看书,并书写致益叔及四叔祖父信件,殆书作完已下午四时,又加星期,已不克寄出,乃待明日再说云。(1938年5月8日)

虽然马芳若自称幼时受到伯叔和堂兄弟们的“歧视”,但从他个人成长经历来看,无论学业还是事业,多少都得益于他“鄞县马氏”的身份。1947年,马芳若曾介绍联大同学刘鸿逵(原杭州艺专学生)到故宫博物院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主管人事及文书。此事无疑动用了他和马衡的关系。

初露锋芒

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印制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学生名录》中载有马芳若的信息:

马芳若,浙江鄞县,廿三,男,北大,中三,北大。

《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学生名录》

由此可推出马芳若当生于1915年,“中三”系“中国文学系三年级”的简称。马芳若在十岁、十一岁两年之间,父母双双病故。姐弟三人靠父亲留下的一处房产出租度日。马芳若凭借自身努力,在几位叔祖的资助下完成学业。

二十岁那年,马芳若编过一册《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此书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由上海经纬书局出版,分上中下三编,各编前都有编者前言,相当于导读。何炳松在该书序言中对马芳若的选题眼光和编辑能力都很推崇:

青年会全国协会的马芳若先生是一位沉潜好学的青年,他近来在公余之暇,把所有全国贤达讨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文字,广事搜罗,加以整理,献给国人,以备参考;使得读者开卷之余,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可以一目了然,确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尤其马先生自己在本集中,别无成见参杂其间,见智见仁,一听读者的自择,此种合理态度尤足令人佩服。

该书还收有马芳若民国廿四年(1935)六月作于上海的一篇“编者序言”,其第二段云:

有一天早晨,龙文书店许晚成先生到我的公事房来,因为他最近致力调查工作,为编印各学校、各图书馆、各报社的调查录,和我有所商讨。我们就谈到最近的文化问题,我就把我所搜集的文章给他看,不料他看了以后,兴致高起来,表示龙文愿意出版。我们就把出版的事说妥。此后,我一有余暇,就到各图书馆去搜集材料。经过两月的努力,在材料方面总算是相当完备整齐的了。

据上述文字推测,马芳若其时可能在上海某出版机构从事编务工作。假如他同年9月考入北大的话,到1937年9月随部入滇,则正好是大三。多年后,当有人无意中提及他早年编就的“少作”,马芳若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自得:

今日在上孟子(先秦文)课时,同学周定一告我,谓其在同乡同学之床上看见《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一书,为余所编也。言谈之下,颇露钦佩。余则一闻书名,颇有亲热之感,且引以为荣幸也。(1938年5月19日日记)

然而马芳若一门心思只想留在大学教书、研究学术,编辑事业止步于此。

由湘入滇行军图图纸

联大群像

在长沙和蒙自,马芳若亲临诸多名教授课堂,《日记》中记下了朱自清、闻一多、浦江请、冯友兰、郑昕等人授课时的风貌,诚为不可多得的文学史料。

《日记》开篇第一条为1937年11月18日,当天正式上课:

到南岳已四天了,今天才正式上课,上午三堂:中国文学史(浦江请)、中国哲学史(冯友兰)、陶渊明(朱自清),俱清华教员也,讲法尚佳。

对这些“名教授”的教学水平,马芳若并非一味奉承,而是如实记下自己的观感和评价,有时言辞颇为尖刻:

上午有课四堂,计郑昕先生之哲学概论,闻一多先生之楚辞(二堂),朱自清先生之宋诗,闻与朱甚满意,对哲学概论因授者口齿迟慢,音调低杂,听时甚觉费耳。若能音调稍高而有条理,则成矣。下午读冯著中国哲学史一至三章,尚佳,惟讲当时社会情况一节(即上古史时一段)稍有不得要领之嫌。去年北大钱穆先生讲中国通史时则较高多多。惟冯为哲学研究者,钱则为中国史家,各有短长,则冯不如钱亦宜矣。(1937年11月19日)

上午有课四堂,郑昕先生之哲学概论最不惬,对聆一小时,简直不知所云。既无统系,又乏组织。有退选之意,后数日再定可也。

闻一多先生之诗经则甚佳,材料既丰富,教授法亦极高明,为初学设想之处甚多也。

朱先生之宋诗则平平。(1937年11月24日)

上午有课四堂,以浦之课为最糟,朱自清甚厌之,以其讲全无系统也。又钱穆、汤用彤、贺麟三先生昨日来校,其所(设)科目,或与时间冲突,或在下午,殊为不便,无法添修。(1937年12月7日)

哲学概论,愈讲愈不懂,徬徨于退选与不(否)之中,因退选理由,甚难措词,岂以为听不懂为理由而出之余口哉!是岂可乎,是岂可乎?(1937年12月10日)

马芳若自陈在联大期间深受闻一多赏识,师生之谊最为相契。在闻一多的指导下,他以《淮南子》助读《楚辞》,颇见成效;他在联大的毕业论文也得到闻一多的认可:

闻一多先生曾经赞许我的《苏李诗制作时代考》,认为“考证周密,且方法甚新,允称佳作”。(致罗常培先生书中语,留有原稿)并且称道我在《大公报》发表的散文。(马芳若《重新做人》手稿,1951年)

闻一多评语

《苏李诗制作时代考》的指导老师是罗庸(1900-1950),西南联大公认最为叫座的讲课人。在中文系教师当中,他也是开课最多的一位,开设公共课和专业课共十四门。马芳若到蒙自后选修了罗庸的课,对这位老师的第一印象尚佳:

上午有文学史,浦先生上课,即将(讲)南北朝之民歌,第三堂为朱自清先生之中学国文教学法,为继陶渊明而开者也。本学期功课照常,惟多罗庸先生之杜甫及先秦文,余俱加选之。下午一二两堂即上课,讲得尚好,此声久矣夫不闻矣。(1938年5月5日)

罗庸在学术上对马芳若的帮助可能更为切实。现存的论文原稿封面留有罗庸亲笔批语:“评定八十分,二十八年七月廿日,罗庸。”此书经修改后,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一月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草纸本一册,署名“马雍”。罗庸为作《题辞》:

《苏李诗制作时代考》一卷,鄞马君芳若之所作也。芳若曩肄业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治汉魏文学史甚勤。既卒业,本其心得,以成此编;未敢自足,藏之箧笥数年矣。教课之暇,屡有补缀。今将授梓,属弁一言。余惟史料考证所据以论定者,有本证,有旁证,有内证,有外证,而文学史所需以内证者尤多。盖时代风会,自有限齐,岁逾五世,则罕能相贸。晋宋以降,拟古之作,纵极模绘之工,终鲜刻楮之绩者,时代为之也。文学史本以明制作体式之变迁,自用字遣言,比词隶事,以逮寄兴寓思,皆体式之所以变;于此无精审之统理,而徒博征旧说,资为外证,犹买椟而还其珠也。芳若此编,虽仅及苏李赠答,而其比次词类句法意境之异同,于内证之应用,殆已尽其能事。异日推广此义,使遍及于历代篇章,岂独久悬疑谳,得获剖白,将通变之由,悉能质证。是则区区小册,于未来之文学史,将有筚路蓝缕之功,固不仅结河梁送别之案而已。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罗庸书于昆明寄寓之习坎斋。

《苏李诗制作时代考》论文原稿封面,留有罗庸亲笔批语

矛盾体

马芳若性格内向,除了读书,对别的事漠不关心,和周围的人事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是努力读书,希望能在大学里站得住。我成为一个孤僻、骄傲而倔强的人。” (马芳若《重新做人》手稿,1951年)

每次参加完学生会的会议或活动,总是满腹牢骚:

晚学生会学术股有所谓国防教育座谈会之召集,参加者甚寥寥,余曾往一听焉,场中高调满堂,可叹也。(1937年11月22日)

今晚有南岳文艺社(同学组织)所办之所谓诗歌朗诵会,除朱自清读冯友兰诗,沈有鼎读杜甫诗以外,同学均以自己所作读之,自拉自唱,何其肉麻也。(1937年11月29日)

晚上学生会又时事座谈会之召开,出席者寥若晨星,余一度往听,多半高调,我不知这些人何以思想也。(1937年12月4日)

因时局日紧,学生会晚又召集大会,讨论工作与停课问题,高调叠出,无可理喻,且又互相辩难,出言不逊,余甚厌之,中途退席。(1937年12月10日)

下午原由罗常培先生召集国文系师生在莲岛开谈话会,余因讨厌这些人,及开会等等故未去。(1938年5月21日)

双亲早逝,备尝人情冷暖,也造成了他敏感、自卑的性格。《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自我否定、宣泄苦闷的段落:

虽说这是我每天可以诉说的一个地方,可是有许多心中的苦酸也无法叙述出来,亦不知道为了什么,真没法子。

我近来逾(愈)觉得自己将来如何了结,虽说也很用功,可是终还觉得用功不够,与人较,就相形见拙了。

日子毫不留情地一天一天地过去,对镜自照,鬍髭亦浓起来了,反省一下,究有什么本领可以给人家称赞妒嫉的呢?

钟摆滴得,深噬吾心,痛苦不能忍矣。

今晨起床甚早,精神舒畅,允宜继续如此。此间数日来阴晴,太阳久不露面,今日高天无云,遍地朝光,景色醉人。如此天地,何稀一废物,赶快努力罢!(1937年11月30日)

在朱自清的课上,他会因答不出问题而无地自容:

上午全有课,上宋诗一堂,朱先生问我一题,我回答不出,甚是惭愧。(1938年5月11日)

个人理财也非其所长,故时时陷入日用告急的窘状:

自平出后,一路上千辛万苦,至此始稍安定,然一月后经济将感困难,奈何。(1937年11月18日)

今天是到南岳以后过的第一个星期日,毫无精彩,下午给长寿伯母写信,请她寄款。(1937年11月21日)

钱已用完,奈何,已分函蒙叔、梁其瑾,不知有望否?(1937年12月23日)

明日起将自掏腰包吃饭矣。睡甚早,然辗转不能成寐,甚以经济压迫为虑也。(1938年4月29日)

不久后,在樊际昌的照顾下,马芳若得到一份为学校刻印讲义的工作,满心以为经济之累可稍得缓解,不料未满一周,即告解职,生活再度一筹莫展:

日来为学校抄讲义,初以为必是长久之计,今日因学校在昆明招考之书记已来,注册组将我等解职,以后生活如何解决?当找谒樊先生一谈之。(1938年5月20日)

马芳若是个矛盾体:自卑又自傲,愤世嫉俗又渴望关注,一心想做学问又不得不疲于应对生活上的种种捉襟见肘。“我只是跟着学校跑来跑去,一心想成为一个大学教授、文史学者,在考证辨伪里打发日子。” (马芳若《重新做人》手稿,1951年)他的志向,注定在现实的土壤里找不到根基。

余音

马芳若毕业后即留校任助教。1944-1945学年,曾与沈从文合上中文系大一必修课“国文壹B(读本)”。所用教材校方请马芳若作注,但最后未能使用:

敬启者:前承为大一国文选作注解,花费许多时间,不胜纫感。现因实际困难,已不能付印,特将原稿奉还,希鉴原为荷。

此致马芳若先生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

建国初期,马芳若继续任教于北大,课余时间经常出入于四叔祖马衡居所。马衡对这位侄孙非常信赖,隔三差五留他在家小酌,还带着他和诸儿孙一起游玩、观影、逛街。从《马衡日记:1948-1955》所展现的状态来看,马芳若在北大的学术之路走得并不顺畅。这在他的自述中也能窥见一二:

因为北大究竟教授多,我只有先到太原来卖身。到太原后不久,感谢山西文联,让我出席了文代大会,我在会场里看见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马芳若《重新做人》手稿,1951年)

1949年8月20日,“闻山西大学已决聘芳若,为之稍慰” (《马衡日记》)。10月17日,马芳若正式上岗。文字学家杨树达致信马芳若,信封上的文字是:“山西大学九楼六号马雍先生收”,自此“马雍”成为其常用之名。这或可视作马芳若“重新做人”的外在表现。

“芳若”的名字在公布的《马衡日记》中共出现五十三次,最后一次为1955年1月16日:

下午芳若来自太原,将赴武汉相亲。

此时的马芳若已届不惑,尚未成婚。马衡之孙马思猛在《马衡日记》的注释中写道:

马雍,字芳若,浙江鄞县人。系统马衡远房侄孙辈,备受马衡关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太原山西大学、杭州浙江大学任教。

则马芳若在浙大也有过教学经历,只是他自1955年之后的人生轨迹,已无从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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