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梨网清朝时期,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有多艰难?

清朝时期,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有多艰难?

清朝时期,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有多艰难?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而“康雍乾”时期,又是这个末代王朝的最鼎盛时期,所管辖的疆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广阔时期。当时,国家政治稳定,经济也发展迅速,直到现在很多人说起来,也是褒多贬少。不过,抛开这些辉煌,回看当时的文化领域,却是一片万马齐喑的状态。

清朝执政者为了强化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大兴“文字狱”,使得这一段“鼎盛时期”从某种意义来说,成为中国文化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中国自古就有“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的文化惯例,“康乾盛世”当然也把方志修撰放在里重要的地位。当时清朝政府出台了很多制度,对于修志过程的人选、审查、期限进行严格的规定。目的无非是按照朝廷的要求,修编志书。清廷明确要求全国“一统志”由朝廷敕修,主持人统统选择朝廷的“政治上明白”的重臣进行审查监修。成书以后,修撰史书的大臣将稿子送给皇帝,由皇帝亲自过目。乾隆中期,重修“一统志”,因为全书卷数太过浩繁,改为按照各省陆续进献给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对于“一统志”的稿子,审阅相当仔细,甚至达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

乾隆

乾隆四十七年的正月,乾隆看到进呈的“一统志”内没有张照,同时出于政治需要,专门批示道:“昨阅进呈一统志内,国朝松江府人物,止载王顼龄、王鸿绪诸人,而不载张照。其意或因张照从前办理贵州苗疆曾经获罪。又其狱中所题白云亭诗,语意感愤,经朕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因而此次纂办一统志,竟将伊姓氏、里居概从删削殊属非常。张照不知朕办理其案之公衷,而反挟私怨怅,诚非大臣公忠体国精白一心之道。然其文采风流,实不愧其乡贤董其昌,即董其昌亦岂纯正之正人君子哉!使竟不登志乘,传世艺林,致一代文人学士,不数十年,竟归泯没,可乎?......总之,张照虽不得谓醇儒,而其资学明敏,书法精工,实为海内所共推重。暇瑜不掩,公论自在。所有此次进呈之一统志,即将张照官秩、出处事迹,一并载入。其各省志书或有似此者,纂修诸臣皆宜查明奏闻补入,并通谕中外知之。”张照与鄂尔泰的关系一直不好,而鄂尔泰又是乾隆打击的朋党之一,所以,与其说张照编入史志是他的“文采风流”,倒不如说,这是乾隆对于支持者的犒赏。

而涉及到明朝的人物,审查更加严格。当时各省的“通志”都是由总督、巡抚领衔监修。“通志”为“一统志”所取材,内容远较“一统志”详细。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也就是公元一七七六年,大学士、九卿等讨论明代殉难诸臣的赐谥问题,乾隆确定了“以《明史》及《辑览》为据,旁及一统志及各省通志,参互考证”。

这相当于说,以后,所有的各省地方志记述当地历史,必须要严格遵守清朝政府修订的《明史》,不能有任何逾越。虽然编撰者小心翼翼,但是即便如此,只要“文字狱”兴起,也难逃被朝廷指控的结局。

乾隆二十六年,江西武宁县人余豹明举报革职的原刑部主事余腾蛟,曾经编修县志,载入了讥笑讽刺的诗词。这件事虽然查无实据,但是江西巡抚胡宝瑔仍然一口咬定余腾蛟“其人居官居家素不安静。从前修志之时,该县知县邹应元因余腾蛟曾荐举博学鸿词科,该县进士又只一人,乃就近延入志局纂修。即经前藩司王兴吾驳斥,以余腾蛟缘事被劾还家,不可膺修志之任,旋经另延修辑。其余豹明所指之诗,亦非现今志稿所载“。胡宝瑔并不罢休,他还向朝廷邀功说:“臣复思余豹明不甚识字,所摘之句尚无显然讥讪之迹,犹可抵赖。而余腾蛟素以诗文自命,其家所藏,或有写刻别本。因将余腾蛟监禁省城,臣即于本月十七日,带南昌府知府李縉星夜驰赴武宁,于十八日至余腾蛟所住之杨店村庄,夜半直抵其家,逐细搜查,别无悖逆字句。”有如此“紧跟中央”“政治明白”的“能吏”,“康乾盛世”下的“文字狱”愈发“出其类而拔其萃。”余腾蛟幸好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把柄,要不然,在清朝政府强大的“专政”之下,难免不遭横祸。

当“文字狱”强硬开始实施,必须依赖互相监督和举报制度,但凡举报,一定会有诬告,所以它是双面刃,即可以打击读书人、修史者,自然也会伤到“执法者”。乾隆四十六年,海澄县的普通县民周铿声控告本县知县叶廷推纂修县志时,载入碑传诗句,词语狂悖。周铿声与叶家一直有仇怨,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虽然后来案件清楚,但是福建巡抚依然对叶廷推在志书当中引用的文字进行斥责,“且查碑摹上载皇清二字,下书岁在丁亥,未书年号,尤当严究”!可见当权者在铺天盖地的“文字狱”面前也并不安全。

在查办文字狱案件中,一些地方官往往借助地方志来扩大线索,将案件无限放大。乾隆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七七八年,江西宜春人袁继咸的《六柳堂集》案件发生,事发后,江西巡抚郝硕奉皇帝的命令查缴。他随后给乾隆报告:“臣思袁继咸既有著作刊行,则该府县志自应有诗文载入,复同两司将该府志书详细查看,志内载有原任上书孙嘉淦撰袁继咸《未优轩集》序文一篇。......臣查有此序比另有《未优轩集》一书。......遂即查获原存抄本。臣恐各志书所载似此等序文者正复不少,未便率忽。臣现已饬将各府县志书发局委员分校,详细查核,凡有似此序文,或但有成书名目及著作人姓名者,俱令开单指明,饬行本县着落根查呈缴,务期剔厘净尽,断不敢稍事疏漏。”从序文查书,然后又从志书里查序文,还要“开单指明”,“勤劳”“认真”的态度,使得知识分子不敢发出任何异议之声。

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王芑孙曾经说过,自从朝廷开四库馆,天下极少看到的书才稍微出现了一些,但是书禁也越来越多,互相诬告的案件频频发生,知识分子一个个恐惧不已。凡是天文、地理、言兵、言数的书籍,“有一于家,唯恐遭祸”,往往不问禁与不禁,只管堆在一起统统烧掉。

清朝政府“盛世”之下的“文字狱”虽然使得内部知识分子纷纷闭上了嘴巴,可是却挡不住外敌的入侵,就在五十多年后,英国人的大炮彻底摧毁了中央大国的尊严,而曾经给清廷带来无比自豪的“书禁”政策,则在大变局面前束手无策,彻底露出了愚蠢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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